语言对于行为总是有影响的，满嘴脏话的人大致不会文质彬彬，而言谈优雅的人通畅也不会干什么不得了的坏事。当然，这些都是一般情况下，特殊的例子不是没有，但这些特殊的例子大多都有其特殊的原因。

    喜欢外语的人言谈举止间往往会有那么点外国的味道，这一点在其讲外语的时候尤其明显，在比较保守的时代，人们往往喜欢称这些人为“假洋鬼子”，其实怨不得他们，换做是我们，如果时常受到外语的熏陶，也会多少沾染点外国习气的。文化对行为的影响是大家都知道的，而文化的载体首先就是语言，我们在接受一个文化的时候往往是首先接触语言，或许正因为如此，美国人在搞和平演变的时候，首先就想到了语言。美国之音大家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很排斥了，从政府而言，对美国之音的干扰和限制现在也在逐渐减少，究其原因，我想应该与现在大家都学英语不无关系。西方文化在中国如今是大行其道了，这一点，英语的迅速传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中国现在也逐渐开始推广汉学了，中国在某些国家设立了“孔子学院”，也开始免费对外输送汉语教师，或许是认识到了语言对于国家对外发展的重要性。要知道文化的认同，首先是语言的认同，中国人在外不容易被了解，换句话说，中国文化在外面也往往被曲解，除了无心，也有有意，所以为了加强外界对中国的认同，免费发展汉学实在是太重要了。

    撇开意识形态的问题不提，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语言的推广往往与经济的扩张联系在一起，这两者之间具有的某种联系在我看来绝不是偶然。语言的推广固然要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但反过来讲，语言的推广同样也带来了经济的扩张。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把语言简单地看做交流的工具。

    其实抛开经济扩张不讲，语言的推广首先是个心理认同的问题。在一个外来人员占主流的地域，可能这一点并不重要，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相互之间都是外来人，所以往往并不存在主客问题，心态上大家都是一致的。但在一个外来人员处于弱势的地域，语言往往是其认同和被认同的先决条件。这里所说的主流也好弱势也好，与人数的多少并无关系，比如，广东（不包括深圳）和江浙一带，外来人口应该是多于本地人口的，但外来人口在这里并不占据优势，而在深圳却不同，外来人口也多，其主流也是外来人口，究其原因，在于是哪拨人在当地的经济地位更占优势。

    就人的本性而言，世界各地的人大约都是排外的，虽然在行为上有所区别，但在心理上是一致的，没有人在一看见你的时候就把你当作自己人一般亲密无间，如果真的是这样，你会认为这人有毛病。人们往往在不自觉地区分人群并决定自己的位置和归属，这是正常的社会人的做法，而当地人和外地人就是一种最简单和直接的区分。我们在外地为什么会“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很简单，因为我们把自己划入了外地人的群体，没有找到本地群体的优势心理，或许从待遇上来说，我们并没有吃什么亏，但从心理层面来讲，我们是受到了压制和委屈的，我喜欢把这个叫做“精神损失”。外地人融入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弱化、消除和弥补其精神损失。

    弥补的问题很简单，但要做到却很难，比如我们不能给外地人专门提供区别于本地的特殊政策，即便有时候这样做，也会被认为是一种手段或同情，而外地人通过自身努力在一个地域出人头地，“强龙压过地头蛇”的情况也很少能够出现，而本地人对外地人却又总抱着怀疑、不理解以及当地人的优势心理。这样，一个外地人要弥补其精神损失的几率就很小了。而弱化和消除却相对容易办到，只要这只“狼”披上羊皮，扮做本地人就行了。而我们区别外地人与本地人最直接的标签就是语言，因此，这里所说的羊皮也就是语言了。

    据我了解，武汉没有专门的语言学校教人学正宗武汉话，当然也没有这方面的教材供人练习，这其中的的原因大约在于，武汉话对于外地人来讲并不是那般难懂，至少很多武汉人是这么认为的。而江浙、闽越一带却不是这样，外地人要听懂他们的话非常困难，因此，精明的广东人为了交流的需要就设立了“白话”学校，也编制了“白话”教材，这样的做法直接的结果是留住了人才，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间接地，也为外地人提供了心理认同的渠道，促进了外来融合。

    不过，我很高兴地看到，如今武汉的媒体也开始在这方面下功夫了，电视台有专门的武汉话节目，报纸上也有了武汉话的版面，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就其宣传和扩大影响而言，我觉得可以借鉴广东的做法。中部崛起号角已经吹响，经济发展，文化先行，文化扩张，语言开路。我个人认为，让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员接受武汉话，学会武汉话是应该是武汉实行中部崛起策略的重要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和国家在国外开设 “孔子学院”和推广汉学具有相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