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任前曾有广泛调查；上海改革开放形象继续得到加强；“四个中心”的定位将不会动摇；新书记会更多关注公平正义等价值
　　　　
　　悬念破解
　　“中央认为，习近平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是合适的。”3月24日下午，上海市召开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如是表示。
　　贺国强是代表中央出席此次会议，其声音代表最高决策层，他评价韩正，“中央对上海这段时间的工作是满意的，对韩正同志这段时间的工作是肯定的。”
　　由上海开始的新一轮人事调整已渐入高潮(见第7版报道《十七大前人事调整进入高潮》)。无疑，上海的人事调整是外界最为关心和最为重视的。
　　而习近平也是外界极为关注，并有期待的政治明星。其仕途大部分时间在福建、浙江，如今入主东方明珠，其独特的沿海工作经验将成为其重要履历。此次调任也被外界解读为，上海的改革开放形象继续得到加强。
　　在外界对上海新书记有极高期待的同时，也非常关心，为什么是习近平？
　　在此之前，坊间对上海“一把手”的人选问题多有议论，其中不乏多种版本的揣测，一直到3月24日下午，悬念才最终破解。
　　对于浙沪两地的高级官员来说，上个周六和周日两天，比较忙。
　　3月23日，上海高层官员陆续收到通知，第二天要召开紧急会议。下午，关于习近平要出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消息就开始小范围传播。
　　媒体报道说，有记者试图联系当日市委主要官员，但几乎所有官员手机均关机。事后证实，当天下午，上海市委召开了小规模的内部通报会。
　　第二天，新华社证实了这个消息。种种迹象表明，之前，习近平已悄然抵达上海。
　　24日下午，延安西路上海市展览中心三楼，上海市召开党政负责干部大会。在当天上午，宁波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式揭牌，习近平以一封贺信的形式，履行完他作为浙江省委书记最后的公务活动。
　　此后，习近平并没有留在上海，第二天(25日下午)，他又重新回到杭州，与浙江新任省委书记赵洪祝交接工作。
　　同样，在浙江的人事交接会议上，习近平得到他的同事们和中组部官员的高度肯定，直至3月26日，他又赶回上海，与下属干部交流，开始踏上履新上海的第一步。
　　一位熟悉当地政情的分析人士认为，有人将习近平的履新形容为“突然”，并没有道理。“在我看来，与各种各样的臆测相比，将习近平的这次调任解读为正常的干部交流更符合逻辑。”
　　
　　选任前曾做广泛调查
　　习近平的到来，此前并无征兆，“在全国开‘两会’，大家也没看出来。”上海市一名全国政协委员说。但他坦言，上海社保案发后，中央对于上海的人事调整，其实一直酝酿，并且早已付诸相应的摸底工作。
　　贺国强在上海干部大会上亦强调，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就加强上海市领导班子建设和做好全市当前各项工作又作了重要指示，“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
　　贺国强称，这次上海市委书记的配备，是从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充分考虑上海市的特殊地位和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交流的精神，“经过认真比选、反复酝酿、慎重研究决定的”。
　　“比选”是中共人事决策过程中的惯例。“大凡都有几个候选人，由党委讨论研究集体决定。”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告诉本报记者，“但在公开场合提比选，还是比较罕见。”“认真”、“反复”、“慎重”三词多少透露出中央此番定夺上海一把手过程中的反复和不易。
　　上海市政府一名参事告诉本报记者，2007年1月，中央组织部门就曾专门赴上海对市常委班子履职情况及上海经济社会各方面工作状况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包括上海几乎所有的局级领导及上海市、区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在沪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因人数达2000余人，无法尽录，便采取电脑派位，随机挑选了20％的代表和委员进行问卷调查。
　　问卷内容除包括医疗、卫生、教育、治安、住房等民生诸多方面外，还听取了各位代表和委员对于领导候任人选的意见。
　　这次“调查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上海近年少有的”。该参事说。对于此次习近平的履新，上海一全国政协委员认为，这是继前期市委市政府相关副职人选的调整后，临近终盘的举措。
　　这名全国政协委员感慨说，上海的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令人遗憾的腐败现象，“但所幸无碍大局，中央对干部群体及时表达了高度的肯定和信任。”
　　习近平的调任，使得前期种种关于候任人选的传言不攻自破。
　　
　　各界期许
　　习近平任职上海市委书记，受到了在上海的中外工商界人士的欢迎，他们亦提出建议和期许(见本期报道《工商界人士谈上海经济与未来》)。
　　上述全国政协委员对习寄予期望，“首先应解决新换届后的干部队伍整合和团结问题，其次是上海如何在短暂的阵痛后，轻装上阵，在中央整体部署下继续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挑战；第三是如何解决社保案后的反腐倡廉工作，迎接相关制度落实的挑战。”
　　上海创意产业协会副会长章琦认为，习近平上任之后，首先面临的将是继续发展经济，消除社保资金案给上海造成的负面影响，“重塑上海形象”。
　　“新领导，无拘束，可大胆放手整合上海资源，把上海干部队伍统一起来，上海的任务艰巨，担子很重，期望也大。”
　　现已90岁高龄的前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赵行志对习近平的到来表示“欢迎”，在他看来，习近平是个务实的人。
　　作为政治元老习仲勋之子，习近平的特殊背景同样曾引起外界普遍关注，不过，在包括赵行志在内的多位上海老干部眼里，习近平的从政更多是一步一个台阶上来，而习家也向以“门风很好”为不少老干部津津乐道。
　　“从目前的报道看，他是少有的‘重执行少浮夸’的官员，中央选择他，应该有这方面的考虑。”长期关注上海的郎咸平说。
　　郎咸平认为，选择习近平，表明“中央想在中国最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城市，除去腐败的恶习，建立干净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塑造出一个新样板。这是‘两会’期间，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谈话精神在上海的落实”。
　　对于习的任职，“我想他应该会延续中央政府‘干净公正公平’的政策，继续推动上海市的改革。在这个城市更‘干净公正公平’的深化改革中，让经济发展成果为老百姓所共享。这应该也是中央政府的目的所在。”
　　作为近年来少有的非上海基层出身的官员，这位学者亦认为，习相对将更超脱。“他一贯坚持执行中央政策，个人色彩不大浓。处事低调平和，和一些过强的个人色彩官员截然不同。”
　　
　　有利于整合长三角经济
　　由于上海的特殊位置，习近平履新被海内外关注，此间媒体大多认为，他从浙江到上海，有利于整合长三角经济。
　　郎咸平认为，上海是经济发达区域，差异太大的地方官员可能不适应，而一邻之隔的习近平更熟悉环境。另外作为长三角地区的官员，郎认为，习的任职，也有助于与长三角地区的融合。“两地的沟通将借习的人脉优势，变得更加畅通。”
　　郎举例说，上海洋山港建设征用的是浙江省土地，此前双方曾有些分歧，进展受挫，后来中央决定由习近平出面负责协调，矛盾即迎刃而解，洋山港建设顺利上马。
　　正如郎所言，在浙江干部会议上，新任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表示，希望习近平到上海后，继续关心浙江，多来浙江走走，“进一步加强沪浙两地的合作与交流，经常给我们指导和帮助”。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也表示，习近平到上海工作，“必将有力推动长三角继续加深交流与合作”。
　　长期研究长三角经济发展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贻志，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他还认为，浙江发展民营经济的经验，对上海有极大借鉴意义。
　　多年沿海省市的工作经验，多名被采访者认为是习近平任职上海的一大优势。“众所周知，浙江的民营企业发展在全国是最好的，而上海的经济则主要以外资和大型国企支撑，人们期望习近平在提高上海民营企业竞争力方面有所作为。”上海创意产业协会副会长章琦说。
　　一位观察人士认为，不出意料的话，习近平在上海经济领域的施政，将会以“平稳”为特点，这不仅符合中央要求和上海当前的发展形势，也符合其性格特点。
　　2006年3月6日，胡锦涛在参加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明确要求上海“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继续成为上海努力的方向。此外，上海作为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个中心的定位也不会被改变。
　　“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经济正逐渐走上法制化、规范化，不管是谁任一把手，都将主要围绕着上海经济发展的自身逻辑来施政。”
　　这位人士认为，与发展经济相比，习近平未来在解决民生问题，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会有更多着力点。2010年的世博会，无疑将会成为未来检验习近平上海施政的一个重要平台。
　　

　　2007年“两会”期间的习近平　　CFP／图

习近平是习仲勋之子，习仲勋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虽出自高级干部家庭，但习近平政治历练非常完整，一步一个脚印从最基层做起。
　　一名采访过习近平、对其非常熟悉的媒体人士说，1969年，由于受父亲被打倒之累，不到16岁的习近平被迫前往延安市下属的延川县农村插队。
　　由于工作积极，在当时到延安插队的近3万名北京知青中，习近平很快成为当时“第一个当生产大队支书的”。
　　多位与习近平接触过的人士表示，对这段经历，习很喜欢提起，“谈他过去当知青的事，可能觉得那对他的人生影响比较大吧。”
　　当上大队支书不久，习近平进入清华大学读书。1979年，从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即步入仕途。
　　他先是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的秘书。1982年，出任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书记等职。
　　1985年习近平离开河北正定，来到东南沿海，在厦门，他第一次走上市级领导岗位，年仅32岁。
　　有人曾这样概括习近平的从政之路：从陕北农村大队支书做起，在河北正定正式起步，在福建政坛走向成熟。
　　习近平平时常把苏东坡在《晁错论》中的一段话挂在嘴边：“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主倡有限政府
　　福建17年是习近平从政履历上的浓重一笔。积累了地方各个行政层级的工作经验。
　　用习近平自己的话说，“从河北到厦门，32岁进入特区，这一步是一个很大的跨度。”在以后的17年里，他主政宁德、福州等重要地区和城市，并在1999年升任福建省长。
　　“我当时很踊跃地到厦门来啊，就是想来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习近平曾谈及他到厦门的初衷。
　　据跟习有过接触的福建人士透露，在福建期间，他引进台资的力度很大，在他任上，全国第一座台商会馆———厦门台商会馆竣工并开始招商。
　　习本人对这段经历很看重。他曾坦言，那是他第一次亲历城市的管理和发展，加上特区工作无经验可鉴，在厦门的三年是最艰苦的学习过程：“在厦门工作的3年，我感受很深、获益很大。应该说，这3年的特区工作历练，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在福建主政期间，习一直倡导闽台合作。他曾在很多场合提及，闽台合作是篇大文章，必须做好。据有关人士透露，在对台经贸合作方面，习近平的作为颇受高层认可。也是在那个时期，习近平提出了政府要建设有限政府、提供有效服务，有所为有所不为，做那些不错位、不越位、不空位的事情。
　　
　　如何看待民意
　　1990年习近平调任福州市委书记，在福州市委大院里，4个大字——“马上就办”十分显眼。习近平曾向媒体解释：“‘马上就办’不光是对工作效率的要求，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求人们审慎地作出最快反应。每个人都有这种敏感，福州的事业才会保持年轻。”在传媒眼里，习近平是位改革人物，有时代感、思想解放。
　　除了在厦门和福州两个主要城市任职外，习在宁德地区的反腐工作曾名震一方。当时习近平是宁德地委书记。宁德属经济落后地区。按旧习俗，盖房、修坟、娶媳妇被称为人生三件大事。习任前的好几年，很多干部盖房缺钱，就以权换钱。习到任后，确定把“敢于碰硬，敢攻难点，抓反面典型，拔钉子户”作为查处的突破口，以铁腕之力刹住了这股建房风。
　　“这里有一个谁得罪谁的问题，你违纪违法占地盖房，为一己之私破坏了党的权威和形象，是你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得罪了党纪国法，而不是代表党和人民利益查处你的干部得罪了你。”习近平在地委工作会议上这样说。
　　
　　浙江仕途
　　2002年11月，49岁的习近平不再担任福建省长，开始出任浙江省委书记，达到新的政治高度。
　　主政浙江期间，习近平领导制定出让浙江在经济上与上海一争高低的“八八战略”，得到普遍支持，被认为是其主政浙江的一大政绩。
　　中央实施宏观调控后，浙江经济曾一度陷入“生产缺电、建设缺钱、招商缺地”的困境。习近平再次果断出击，采取了“倒逼机制”，通过拉动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大需求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使浙江去年的GDP、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保持了13.5％以上的增幅。
　　此外，在浙江，习近平非常注意维护中央权威，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解决民生难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次获任上海市委书记时，这一点被中组部部长贺国强突出提起。
　　与习近平有过多次接触的一位中央驻浙单位负责人说，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而习也确实践行了这一原则，“他接任省委书记，9个月的时间就跑了69个县(市、区)”。
　　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浙江省曾专门为四套领导班子配备律师顾问团，陪同下乡接访。在习的倡导下，浙江省委、省政府、人大、政协主要领导，连续4年分别到42个信访问题比较突出、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的县市区，采取公告的形式下访。
　　一名曾多次陪同习近平等领导下乡的杭州律师回忆了一次与习近平一起“钻矛盾窝”(习近平语)的经历。
　　2006年8月16日，习近平赶到衢州市衢江区工贸职校。当天设立了土地拆迁、劳动和社会保障、基层组织建设及反腐败、涉法涉诉等15个来访接待室。
　　由于事先已通过当地新闻媒体播报并张贴了公告，当天赶来的民众几乎挤满了临时设立的接待室。
　　无论是从40多公里外赶来的山民还是老干部，习都亲自接待。“仅当天上午，习书记和整个接访团就接待了300多人次的来访群众，当场解决了70多个问题。”这名律师回忆说，“虽然他是法学博士，但遇到不懂的，他仍会很直接问我们。”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自2002年担任浙江省第一把手，浙江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在其治下有了长足进步。
　　
　　低调而善于交际
　　此前，传媒界对其亦印象良好，习被认为善于和媒体打交道，但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他似乎知道自己身份敏感，表现极为低调。
　　3月5日下午，浙江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全体会议上，习近平中场起身上洗手间，后排记者座上近半记者离席在会场门口等候，习近平见记者提问，只是报以微笑。
　　“谢谢对浙江的关注，我不接受采访。”本报记者一次追至电梯口，一次追至代表团驻地广西大厦门口，习近平都拒绝受访。
　　但在私下场合，他依然被认为“善于交际和善于学习”，早年曾与习近平多次接触的一位归国留学生，对习的这个特点同样印象深刻。
　　他回忆说，1980年代中期，他在厦门大学读书期间，曾有幸多次承担时任厦门市副市长的习的英语翻译工作。
　　在一些会见外宾的场合，习的年轻一度令人惊讶，“那时才30岁出头，我第一次接过他的名片，吓了一跳，那个时代特区领导可以这么年轻的，几乎没有。”
　　这名留学生在远赴美国期间，又曾接待过作为福州市委书记赴美考察的习近平。在一些甚为专业的公司法律介绍会上，他注意到，习总是端坐第一排，从头至尾，埋首记录，而且特别爱问问题，从不惧尴尬。
　　随后的几年里，无论习职位多高，他每年春节都能收到习近平越洋寄送的新年贺卡，这一习惯保留许久。“在政府高官的位置上能这样做，足见他心细和善于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