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萌：我听到一个说法说如果没有通行证，鸟都飞不过去。

王菁珩：倒不是鸟飞不过去，就是有严格的保密规定，也就是保密里规定，我们每个人有工作场所的规定，比如我有个通行证，这个通行证有规定你的可以到哪个车间，可以不准到哪个车间，有规定，而且车间里面保密的车间都有站岗的，都有警卫部的战士站岗，车间有站岗以外，工号还有站岗的，我就在特殊材料车间工作，进车间大门，有一个有站岗的，必须出示我可以进102车间的章子的证件才能进去。如果我进到工号，我要搞装备，搞装备工号，装备工号又有解放军站岗，那里有一个全通的通字，我才能进去。

李小萌：站岗的解放军荷枪实弹吗？

王菁珩：基本是荷枪实弹。

李小萌：这气氛真凝重。

王菁珩：对，我们很习惯了。

李小萌：您后来是厂长了，您那个通行证是不是可以到处走的？

王菁珩：全通。

李小萌：那这个证你得保存好，不能丢吧？

王菁珩：当然不能丢。

李小萌：您刚才讲了好多代号我发现，一般都有什么样的比如工作的内容，还是车间，包括人都会有代号来代替吗？

王菁珩：这倒不是，工号有代替的代号，产品有代号，我们搞一个科研实验任务的时候，每个科研实验都有个代号，我们个别的知名专家，像著名的核物理学王淦昌，他到了我们基地工作的时候，接受到基地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时候，他就隐姓埋名，取名叫王金，隐姓埋名了十七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两年，大概是1978年吧，国务院任命他为二技部副部长的时候，人们才从报上看到王淦昌的名字。

李小萌：其实在进入基地之前，王淦昌先生已经是有很大知名度的了，在这十七年当中，在任何交流的学术会议的现场，包括不管国内国外的都找不到这个人了。

王菁珩：对，是这么个情况。他应该说，特别是他在苏联杜布纳核技术研究所任副所长，而且他所领导的小组在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方面有突出贡献，是有可能冲击诺贝尔奖金的，冲击诺贝尔奖的，但是他回国以后，我们的刘杰部长找他谈话的时候，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要把他调到从事核武器的研制工作的时候，当时部长给他三天的时间考虑，我们的王老，王淦昌同志毫不犹豫地，他说我不用考虑，我愿以身许国。我们的科学家们和工程技术人员就是这样无私奉献，隐姓埋名，为我国的核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李小萌：当时在厂区里面，大家都认识他吗？他出入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关注看他？

王菁珩：有人关注，也当时为了他们的安全，还有警卫人员。

李小萌：这个保密工作保密到什么程度，我也看到资料说，就是你们亲手研制生产的原子弹爆炸了，成功了，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时候，你们却都并不是很清楚。

王菁珩：有些从事技术，这方面比较紧密的，他知道以外，一般的像我们那儿有个是个政企合一的企业，青海省人民政府矿区办事处，有十三个处室，文教局，文教局就管了四所中学，四所小学，七千个学生，所以有的部门的职工并不知道第一个原子弹是从我们那儿出去的，并不知道。

李小萌：技术部门还有生产部门还是都清楚的。

王菁珩：生产部门也不见得，核心部门可能知道，有些部门也不知道。

李小萌：那就像是一个汽车制造厂，每个车间都知道我做的是轮胎，我做的是内部的什么马达发动机，但并不知道最后它将拼成一辆车。

王菁珩：这有可能，在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有个规定，就是你不该问的你不去问，我加工的什么用在哪儿，我不去问，我只把我这个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了，至于用什么，相信组织就完了。

用王菁珩的话说，从接到通知前往青海的那天开始，他和他的同事们就记住了这句话---不该问的不问。

这是一张特殊的照片，它记录了1963年4月的某一天，北京火车站里，一列装满了实验设备和科研人员的火车即将启动。没有鲜花，没有欢送，而这确是一次秘密的远行。

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大批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从北京的科研院所，东北的军工企业奔赴221基地。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统计出，当年究竟有多少人怀着一腔热情投入到青海高原的这场会战中。但我们可以肯定，在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即将从事的事业事关国家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