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１９８４年我在中国科学院进行硕士论文答辩时，答辩时间是整整一个下午，共４个小时。但是如今在许多大学里，硕士论文答辩经常是一个下午答辩十几位。从导师介绍情况，本人报告，答辩委员会成员提问，学生回答问题，答辩委员会成员商议、投票，到最后拟定“评审意见”，平均每人只有１５分钟。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答辩”已经蜕化为一个形式，走个过场而已。对此，大家早已心照不宣。

    事实上，在一些学校，如今一个下午安排一位博士生答辩也已经难以做到了。道理很简单，在很多学校，通常每周只有一天下午是可以进行答辩的，因为这个下午可以不安排课程，以便召集足够多的答辩委员会成员举行答辩，而每年的“答辩季节”撑死了也就是那几周而已，在这样有限的时间里如何安排如此众多的研究生答辩呢？

    同样，现在国内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规定，研究生必须发表多少多少篇论文，才可以申请答辩。发表论文就要有刊物，刊物还是那么多刊物，篇幅还是那么多篇幅，但是“需要”发表的“论文”增加了数十倍乃至上百倍！早就有人计算过，如今全国的学术刊物，即使全部用来登载研究生在上述要求下需要发表的论文，也已经不够了。

    “极限”实际上广泛存在。比如一亩农田的粮食产量，你不能设想可以达到一亿斤；又如一个风光美丽的旅游景点，如果每天有游人数百名，那它可能依旧风景如画，但是如果每天的游人达到１００万，恐怕就是灾难了。

    我们也许认为精神产品永远不会过剩，精神世界可以无限扩展。但学术生态是由人构成的，如果我们承认人是有极限的，那么学术生态显然也是有极限的。

    忽略了这种极限的存在，我们的学术生态必然会恶化，学术的质量也必然会大打折扣。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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