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是以诚信为基础。在一个信息公开，诚信为主的国家里，一个科研工作者如果被发现编造数据，剽窃别人科研成果，肯定会在科学界无法生存。如果说一个在美国科研造假被发现的博士后回到中国，在经济和信息高度发达的上海，在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复旦大学继续造假，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成为上海市科技精英，医学界领军人才，人们一定不会相信。但是复旦大学肿瘤医院的长江教授邵志敏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这件事情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代表中国最高科研水平的复旦大学，教训是深刻的。

　　事件回放：

　　邵志敏，1990年起留学美国，1998年开始在UCLA做博士后，1999年被评为教育部长江教授。其后半年在上海开刀，半年在美国做科研。2000年起在UCLA的Assistant Professor Dr. Nguyen的实验室做博士后。2002发表在Clinical Cancer Research上的一篇文章被原作者发现剽窃，被迫撤回。由于Dr. Nguyen是这篇文章的通讯作者，给她的声誉造成很坏的影响，于是Dr. Nguyen解雇了邵志敏，并终止和他的一切合作。显然，邵志敏已经无法在美国科研界继续工作，只好全职回国。回国后， 经过复旦的精心包装，邵志敏竟然在200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随后上海市科技精英，上海市医学领军人才，复旦大学校长奖等荣誉和利益接踵而来，并且在2002-2007年其间获得科研经费近4000万元。即使2006年新语丝网站上有同仁揭露他的造假经历，邵志敏仍然于2006年11月入选教育部百千万人才工程。人们不禁要问：科技界难道就这么腐败和黑暗吗？同时，从这件事情也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

　　教训之一

　　严格把握人才引进关。现在，科技界引进国外人才都强调高起点，作为复旦这样的名校更应该如此。一个在美国“奋斗”了12年，没有正式教职的博士后算成绩斐然，高素质的人才的话，美国大概有几十万这样的人才。

　　教训之二

　　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大奖的评委，中国一流杂志的审稿人要专业化，要不断进行知识更新。其实邵志敏的造假不难发现，只要经常看看PUBMED的相关文献就一目了然。作为评委，不能光看名气，更要看这个人究竟做了些什么。象邵志敏在Clinical Cancer Research上收回的那篇文章，收回后还改头换面后发表在华肿瘤杂志上，说明中华肿瘤杂志的审稿人并不了解此研究领域。同样的还有发表在中华外科杂志上那篇关于炎性乳腺癌的文章。

　　教训之三

　　科研经费的资助要科学合理。邵志敏在2001年起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教育部长江奖励计划共140万的资助。题目是“高E-Cadherin表达在炎性乳腺癌转移机制和信号传导中的意义”，时限分别是3年和2年，但是直到2006年底，邵志敏并没发表一篇相关论文。这140万元究竟做了什么用途，人们不得而知。就是这样的科研记录，他还能够继续获得巨额资助，不能不令人深思。

　　教训之四

　　高校要建立有效的防学术腐败机制。自从新语丝网站以大量事实揭露邵志敏先生学术造假以来，已经有8个月了。其间只有肿瘤医院内部无关痛痒地调查一下，就此没有下文。这和复旦的名声和奋斗目标是不符合的。复旦大学的奋斗目标是国际一流大学，但是处理这件事上即使和亚洲一流的韩国首尔大学相比也是有差距的。当年黄禹锡造假事件，有人举报后，在Science杂志还没有收回文章之前，首尔大学就停止了黄禹锡的科研工作。而邵志敏是在造假在国际上已经被发现，文章被收回，新语丝已经讨论了8个月的情况下，复旦大学仍没有任何采取措施的迹象，而且邵先生还于2006年11月还获得教育部的奖励，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是鼓励造假；而且对邵先生目前带教的十几名硕士生和博士生也会产生很坏的负面影响。复旦大学应该意识到，对学术造假的果断处理并不会损害学校的名声，而且只能提高学校的声誉。

　　教训之五

　　建立独立的反学术腐败的机构的必要性。从复旦处理邵志敏学术造假这件事可以看出，建立独立于大学之外的反学术腐败机构是非常迫切的。随着这几年国家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反学术腐败显得尤其重要。让自己查自己的方式反学术腐败只是缘木求鱼，越反越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