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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公务员考试也考“李敖”谈勿“死读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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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在线/znonline.net 时间：2008-09-15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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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务员考试的热度不断升温，而考试的题材也越来越来“热点化”，除了申论命题喜欢选择热点国策所衍生的的热点话题外，其实连行政能力测试也考试热点化，新东方的戴斌老师最近在2006年浙江省公务员考试行政能力测试真题就发现了热点话题人物大师“李敖”的身影，而这道题没有读过原文的同学，可能无论如何都很难想通哪个答案是对的。可见同学们在以后公务员复习中，“死读书”已不能完全适应公务员考试的能力考察需求，而关心“时代热点”、阅读“时代话题”其实才是一门真正的“必修功课”。
现将题目贴出，与网友们共享：
2006年浙江省公务员考试行政能力测试真题
2．李敖写《北京法源寺》，最后说：“艾略特________小说到了福楼拜和詹姆士之后已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像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__________________。”
依次填入短文空白处，最恰当的一项为( )。
A．已咬定 其实都难以挽回小说的败局
B．已咬定 都将直接加速小说的全面溃败
C．曾经怀疑 其实都难以挽回小说的颓局
D．曾经怀疑 都将直接加速小说的全面溃败
解析：其实这道题的四个选项都与原作有出入，第一个横线原作中的表述是“已咬定”，第二个横线原作中的表述是“其实都难以挽回小说的颓局”。
其实无论写哪个答案，似乎都很难用逻辑推敲，所以如果没有读过原文的同学如何能断定第一个横线是填“已咬定”，而不是“曾经怀疑”。（目前没有找到任何合理的解析，或许只有李敖大师自己知道为什么用这个表述。
如果一定要折中的话，或许A选项“可能”会更贴近原文。毕竟 “颓局”与“败局”勉强可以算是同义词（其实戴斌老师认为这也一样牵强，因为稍懂文学的人可能都不会认可这两个词是同义词，但没有办法了。）
命题来源：
本题的原文摘自《读书》2005年第09期中的《十年一刊 ：从文化年代到媒体年代》一文中对李敖大师的描写：（文中用红色字体标注）
拿到《三联生活周刊》（以下简称《生活》）的纪念文集《〈三联生活周刊〉十年》，很仔细地翻了一遍，感受到一种亲历历史的亲切。《生活》的历史充满了变化，书上有篇文章说陆续有二百六十多人先后进出。这就导致能够完整地讲出这本刊物变化过程的人很少，纪念文集起了梳理和集纳的作用，我也得以了解《生活》诞生和发展的前前后后，除了自己比较熟悉的那段时期以外。惟一的遗憾是看完后不太过瘾，我想这跟编书的初衷有关，记得约稿函上说是要参与者个性化的回忆文字，不做宏大叙事，亦无全面反思。这造成此书记录的都是断片，一些重大的变化语焉不详，比如对社会资本参与经营的跌跌撞撞的摸索，比如文化味道与新闻报道这一对“冤家”的关系如何得到有效的处理等等。
编书者不求宏大叙事，但《生活》十年了，难免要从宏大叙事谈起。《生活》是顺势而起的，不能不到它创办和发展的时代背景里面寻找成功的原因。这个原因，我简单地认为，就是《生活》完成了一个从文化年代到媒体年代的转型。李敖写《北京法源寺》，最后说：“艾略特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和詹姆士之后已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像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这段话拿到中国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说也完全贴切。八十年代整个文学具有强烈的文化中心意识，新闻媒体在那个时候并不凸显，反而是小说和报告文学高调地扮演着干预生活的角色。一九九五年开始担纲《生活》的朱伟，原来的职业正是写小说、编小说，小说有毋庸置疑的中心话语权。但是很快，进入九十年代，时代的变化导致文学的眼球效应丧失，国人的精力被电子类产品和快节奏的生活瓜分。在强敌压境的时候文学孤城里的人又偏偏摆脱不了故步自封，对脚下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越来越疏远，越来越淡漠，结果是留下了大块大块的空白给新闻人来填补。
有意思的是，《生活》在九十年代初酝酿创刊的时候本不想完全抛弃文学，首任执行主编钱钢曾提出“三界共生，系统运作”，即依靠新闻界、文学界和学术界，共同打造一本品质优秀的新闻周刊。“其办刊过程，将是融合‘三界’优长，改变学科思维习性，推动人才相互砥砺、相互激发，形成新的共生群落的过程。”这个理想显然没能实现。
八十年代北京文学写作圈的中心人物是李陀，据朱伟说，当时未被社会认可、有探索性的作品往往会从各种渠道流到李陀那里，经他鉴定之后，再从他手中流给各等编辑。一九九五年《生活》筹备复刊，李陀是策划之一，所以我们可以从李陀后来对文学的评价中找到“三界”之文学界何以不能帮助《生活》成长的端倪。《上海文学》曾发表李陀的访谈《漫谈“纯文学”》，这篇文章认为，一度在八十年代产生过积极影响的“纯文学”观念在九十年代成为关于文学的主流观念，并致使作家和批评家“拒绝和社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更不必说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李陀提出这一问题的理由是：九十年代，在思想、理论界和中国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论争当中，并没有文学界的声音；另外是“七十年代写作”尤其是“个人化写作”被提高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九十年代的文学界“主动放弃了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作家和批评家拘囿于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的视野之中，丧失了描述（实则是建构）社会总体图景的能力。
至于说“三界”之学术界在《生活》发展中的出局，也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汪晖与黄平都是《生活》筹备复刊的核心策划者，在谋划《生活》的办刊取向时，他们“强调杂志作为一种公共空间的批判性职能，而且也希望这种批判性能够深入到某种我们所期待的程度”（汪晖语），其实这正是他们对媒体抱有的不切实际的“书生妄想”所致。共2页: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
| 来源：人民网 作者: 不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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