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投入结构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平均获得的教育经费之比为1∶1∶23.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高等教育投入比例显然过高（美国相应的比例为1∶3∶2）。但是，这样高比例的投入并没有完全用在教学和科研上。目前一些高校，非教学工作人员占整个教职员工的比例高达50％以上，这可能会增加不必要的办学成本。因此，精简行政机构，压缩非教学人员的比例，不仅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办学效率，也在结构上为教育资源更为公正的分配（向基础教育倾斜）创造了可能。

    但是，压缩非教学人员的措施可行吗？精简行政机构的最直接与正当的理由是“人浮于事”。但是，近年来高校行政系统的工作人员似乎普遍处在格外忙碌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幅度裁减行政工作人员，最直接的后果是遭到普遍的抱怨与抵触：这么多工作谁来做？！因此答案很清楚：如果要使精简机构的措施具有可行性，首先要精简的是“行政工作负担”。

    实际上，高等院校人员编制的绝对比例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国外大学的教职员工结构有很大的差异。在日本、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和芬兰等国家，教师的绝对比例较高，美国非教学人员比例却不低。但国外高校经验的启示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非教学人员的“工作指向”：这些工作是在促进和协助教学和科研？还是与此无关？甚或是阻碍了教学与科研的进展？

    目前在我们高校中，存在着大量的无关于甚至不利于教学和科研健康发展的“行政工作”。比如，某些形式主义化的考核和评估活动，不仅增加了大量的行政工作负担，也耗费教师和研究人员的时间与精力。现代国家的所有机构，包括大学在内，都需要合理的管理与考核评估。但是在大学，由谁、根据什么原则与标准、以什么方式开展考核与评估，这是一个治校理念的问题。目前，高校的教师与研究人员普遍感到，我们治校理念仍然是“行政主导”。有关教学和研究的所有重要标准和原则几乎都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的。这种统一性的管理方式表面上带来了“规范化”，但在实践中严重忽视了各个学校，各个学科专业之间的特殊性，其结果并没有达到有效促进教学与科研发展的目的。

    因此，比精简机构更为关键的改革是治学理念的转变———给各个高校与学科更高的自主性，给教师与研究人员创造更宽松和自主的学术环境，这要求一种从“行政主导”向“学术本位”的观念变革。（上海学者 刘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