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德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正如许多伦理学家一再阐释的，任何关于道德的知识或者教条(在其中性意义上)，都不可能必然地达致道德感，必须经由某些情境、形式或途径来养成和内化。在此意义上，“亲情作业”希望借由一些生活细节来认知或养成“孝”德，这种理路是值得肯定的。

    近年来，类似“亲情作业”的孝德练习，一直贯穿于小、中、大学等整个“前社会”阶段，即使在进入社会之后，也能遇到“不孝官员不得提拔”等孝德话语。俗话说，“三岁看老”，如果一个人在孩童阶段经由洗脚、帮父母做家务等实践形式感知了“孝”，除非有重大的变故或动荡，这种道德观念一般基本定型，不会有太大波动。然而，洗脚、做家务等形式，几以“模板复制”的形式出现在成长的各个年龄段，但孝德仍似乎稀缺，仍需要反复宣讲。这种情况，如果孝德本身没有问题，很可能是现有的实践形式或内容需要再拓展些、思考再深入些。

    史载，古代一些孝子常用某些极端的行为来践行孝德，比如割掉自己的肉给母亲吃等等，这些形式或内容当然极不可取。时过境迁之后，孝德实践和养成的外在形式也必须与时俱进，应该具备时代的感受力和想象力，从而符合道德实际、时代实际和社会人心的实际。

    当然，若武断地认为洗脚、做家务、聊天等形式效果不彰、成效不大，无法到达强烈“孝”德感的彼岸，也是不负责任的。有没有效果、效果究竟有多大，需要实证，比如对孩子、大学生等人群进行抽样调查或个体样本分析。然而，撇开那些想当然、仿佛不证自明的看法，存疑于以交作业形式反映出的实践感受，目前显然还缺少这类活生生的、真实的样本分析和考察。这实在是一种缺憾，亟待弥补。不过，“亲情作业”的意图和作为本身还是在提醒人们，在传统的亲族伦理受到现代性的冲击，有松弛、稀薄的危险之时，我们必须重建、更新、固化包括孝德在内的那些有利于人际或代际和谐、属于安身立命之基的道德伦理。

    综上而言，“亲情作业”等类似形式，其象征作用大于实践作用，启发意义大于完成意义。它把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命题向时代敞开了大门，而其体悟和解答也终须在时代中完成。另一方面，家庭内部的道德伦理，总离不开社会的大氛围和大土壤，陌生人的社会温暖和谐，亲人的家庭组织温暖和谐就会容易、顺利得多。因此，在努力于孝德等家庭伦理的同时，也不能须臾放松社会伦理的调适和建设。详见本报今日B/11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