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这些天，各学院各班级都忙着收交学生寒假的社会实践报告，笔者在学校图书馆五楼的电子阅览室看到很多同学都在直接下载网上的报告论文。笔者也走访了一些素质导师，他们说交上来的社会实践报告很多都有明显的摘录痕迹，更有甚者，会有一些同学交上来的社会实践报告是完全相同的……一名素质导师反映，虽然不是所有学生这样做，但是其数目也是不可忽视的。试问：如此而已，我们社会实践报告的作用在哪里？
我们身边的是这样，其实很大的一个社会背景——高校教育造假现象泛滥是极其令人寒心的。
本图摘自《新浪网》
一个“造假办”主任的忏悔
曾有那么一段时期，我被别人戏称为“造假办”主任。在这里，我将自己所知晓的各种造假手法和伎俩公之于众，以示一个“害人者”同时也是受害者的深深忏悔。
教育造假大抵可以分为假数字、假材料、假典型三大类。
先说假数字类。一些教师，尤其是校长、主任等领导干部，为了个人的升迁或某种既得利益，不惜挖空心思，在数字上大做文章，弄出许多匪夷所思的假东西来。这些东西名目繁多，姑且择要述之。
其一，伪造学生学籍。按“两基”验收的标准，将学籍册作某种技术处理，把辍学学生全部当转学论处，私刻外地某学校的印章，然后找几个靠得住的人逐个开出转学证明。总之一条原则，只要能达标，顺利通过验收就行。
其二，虚报新生学额。新增加一个学生就要多上缴一份人头经费。所以，一些学校不惜铤而走险，每逢上面来检查，便将多出来的学生连人带桌藏起来，采取瞒报学额的手法，尽可能多地截留一些费用，还美其名曰是为了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实际上，这笔钱往往被领导们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其三，篡改教师名册。这分两种情形，一是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变相增加人员编制；一是浑水摸鱼随意改动个人工作年限。前者牵涉到单位的整体利益，一些人根本在编不在岗，在工资预算和各种事关编制的报表里，却赫然列着这些人的名字。原因很简单，无非是贪图一个“利”字。与瞒报学额相反，一所学校多占一个编，就可以多从国拨经费里套取一份工资。后者则多与满足个人的私欲有关。有为晋升而将参加工作时间提前半年、一年，甚至三、五年的；有为加薪而变动职称评审年限的；还有为提早退休而篡改自己出生年月的。反正一句话，有利可图，不惜造假！
其四，拔高教学成绩。这也有两种情形：一是鉴于成绩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所以就有人采取“考试时纵容舞弊、阅卷时胡批乱判，统计时肆意涂改”等手段，人为地拔高自己的教学成绩。第二种情况是考砸了，怕不好向学生家长和学校交差，就根据所谓的平时成绩，每生加它10到20分不等，最终落得个家校、师生皆大欢喜。
其五，杜撰普查数据。一所学校，校区面积到底有多大，教学用房、生活用房、运动场地分别占多少平米，每年投入了多少资金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等相关数据，从来就没有人真正去测量和统计过，所有数据都是根据领导拍脑瓜子后授意的基本框框杜撰的，都经不起推敲。当然，也根本没有什么人去推敲。
接下来，说说假材料类。我被戏称为“造假办”主任也大抵归因于此。那段时间，经我一手炮制出笼的假材料主要有五种：
其一，假教育新闻。为了推介学校或学校树立的某个典型，不惜捕风捉影，小题大做，或者干脆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要求只要能见报就行，以制造新闻轰动效应为目的。
其二，假汇报材料。根据汇报内容的具体要求决定取舍，罗列七大项八大条，把做了的说得天花乱坠，把没做的说成做了，尽量做到材料要求有的我都有，不出任何纰漏。反正没有人去核实，除非有人故意刁难。一般情况下，材料好，一切都好！
其三，假课题论文。课题申报、立项后，没有几个人真正去做，到了中期检查、后期结题阶段，就雇个“枪手”，临时拼凑。我们学校做过一个省级重点资助课题，从开题报告到中期研究报告，再到最后的结题报告，都是我一个人闭门造车搞定的。至于研究论文，则是从网上下载相关的资料，然后再加以剪裁、整合，根本就不是潜心研究得出的成果。
其四，假会议记录。一些工作如教师党员民主生活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平时压根儿就没有开过。但有关部门要检查，没办法，只得依照迎检要求，一一赶做。于是制作假会议记录的任务就落到了诸如我等一类人的头上。领导还要求严格按会议记录的格式反复推敲，不能出半点差错，必须做到比真的还真！
其五，假计划、假总结。每逢期末或年终，上级对学校进行大检查前，都得对照评估细则一一自查，凡是评估细则中涉及到的项目，没有计划、总结的都必须悉数补齐。而这种任务的突击完成，往往就成了考验我公文写作水准的最佳标尺。
此外，我参与过或耳闻或目睹过的造假行为还有假课表、假备课、假活动安排；假证明、假上课录像，等等。也许是各式各样的假材料让某些人获利不小，反正大家都趋之若鹜，几乎没有人肯承认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最后说说假典型类。想来好笑，缘于在别人眼中我是个会写材料的人，能妙笔生花，因此得以见识各种假典型——一个靠陪领导打牌起家的完小校长成了县政府表彰的“百优”青年；一个连教学论文为何物都不知道、写个短稿也要请人捉刀的教导主任成了市一级的学科带头人；一个“酒精”考验，终日喝得醉醺醺的中学支书成了全县教育系统的优秀党员；一个不安心本职工作、撇下山里几十个孩子跳槽到城里的教师成了市里的师德标兵……真不知他们怎么想的？都那么堂而皇之，心安理得！也许，他们有他们的人生哲学：活人就得这样，假有假的实惠。
摘自《新浪网》
数据：九成大学生实际上反对学术造假
据调查，沪90%的大学生认为抄袭论文属于有违学术诚信的不道德行为，他们建议校方能出台规定对造假者严惩。
根据复旦大学团委调研部的最新调研显示，绝大部分大学生认为，应该坚决抵制学术造假行为，在校园内形成“以抄袭论文为耻，以独立研究为荣”的氛围。
“学术诚信，不是商人的诚信，不是演艺明星的诚信，而是有关素有‘社会良心’之称的知识分子的诚信。学术造假，应该引起在学术研究第一线的大学生们的深思。”
大学生们坦言，如今的学生论文不仅“水分”偏高，部分甚至是直接从网上“裁剪粘贴”拼凑而成。但是，不能因为自身观点不吸引人，或者缺乏论文写作经验而“犯了错”，超过58%的大学生对于“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观点表示出了不赞同。
大学生们认为，提高诚信措施就是“出台有关的校纪校规，对论文抄袭现象严惩不贷，并加强监督和调查，抽样选取论文进行抄袭分析。”
本图摘自《新浪网》
链接：大学教育确实需要打假
赵健雄
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的徐景安先生，近日写了篇《是办“教育”，还是搞“诈骗”？———中国高等教育需开展一场打假运动》，对引发温家宝总理“焦虑”的教育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文中用语或许偏颇，却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的实质。类似感觉，我很早就有过。
上世纪90年代初，以产业化为口号的教育大跃进开始之际，我刚刚离开那所现在早已并入大学的中专。为了适应市场需要，学校新开了房地产等专业，但并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尤其是师资，于是请多少有点关系甚至全无关系的其他专业教师临时转过来应对，再加上外聘，就凑凑乎乎忙着招生了。拿到今天，这能算什么事儿？但出于长期的经验和教育理念，我还是觉得如此做法无异于行骗。教育乃百年大计，哪里能够这样来做？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便在报纸上不点名地写了一则批评这种现象的文章。不料校方非常恼火，觉得我过河拆桥，有损学校声誉乃至招生，甚至要与我打官司。
其时“教育产业化”的历程才开始，后来发展起来的种种问题只是初露端倪。当初从大的方面我也赞同这种做法，觉得与其让有钱人花天酒地，不如叫他们投资子女教育。始料未及的是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种种丑恶现象与问题接踵而来。以徐先生的归纳，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一、各级各类学校，皆求升级，为此不惜制造种种假象，成了“(有关)当局领导下的集体舞弊”。
二、扩招弄进来远远超过正常教学秩序所能容纳的生源，于是就有了压缩课时以弥补教室不足等种种怪象。
三、即我上面说到的没有条件而大设热门专业，坑蒙学生。
四、成人教育在一些人那里成了学校挣钱，学生则求“有用”，合伙谋骗文凭之途。
五、以各种手段谋取建立博士点，一些博导徒有其名，博士生滥招，甚至出现导师一两年下来根本不认识所带研究生的事。
六、论文抄袭、造假、重复，只求数量，不问质量，形成大规模的学术腐败。
诸如此类，还能说出许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水平先不去说它，胸无理想、不知道德为何物，耳濡目染先懂得了弄虚作假，而学术与学问，怎么可能用虚假的方法得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生首当其冲，而中国教育本身成了这场运动最大的受害者，后果甚至可能“葬送中国的未来”。因此徐景安先生建议以打假为突破口，重新认识与推动教育改革。大学这么一种现状，要出大师固然难，就是一般的人才，难免也要大打折扣。
求真务实是治学根本。这些年来反其道而行之的教训，如何可以不记取？对医疗体制改革，近年来政府和社会都在反省，并讨论切实可行的新方案；但教育问题，尤其是高教中存在的问题，虽然大家有意见，但至今更多地限于腹诽与众议，相关部门则一味给自己歌功颂德，不分析问题，不作深入研究，也很少见到有改进的方案问世，如此下去，如何了得？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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