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湖南长沙　编辑）

　　“五四”未至，关于青年“半日闲”的休假安排已然尴尬四起。休假是一种权利，真是一点也马虎不得。现在看来，此次休假安排的尴尬，其实是公共行政的尴尬。至于有关部门将对争议作出怎样的说明，对休假安排作出怎样的调整，事关公共品质。这种公共品质的根本，必然是行政效率主义与公民社会基本价值的弥合与统一。“五四只剩下‘半日闲’了吗？”——论者这样的质疑，正是对休假安排在公共价值层面的追问。
　　休假安排背后有一种价值理念，这是必须看到的。就像警察机构提供公共安全服务，教育机构保障公民起点公平一样，任何公共行政，都传递着相应的价值理念。公共行政不仅是现代社会公共目的与价值的执行，也是公共目的与价值的创造。
　　就休假安排本身而言，不论是国庆节，抑或劳动节，其对公共价值的表达已是当然之义。即以清明、中秋等传统节日放假而言，也都同样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互动中，表达一个民族相应的价值理念。至于五四青年节，系起源于上个世纪初那场反帝反封建以及追求“德”“赛”二先生的爱国运动，这样一种精神与价值，同样是不应被剥离与无视的。
　　如果一种公共行政缺乏对公共价值的承载，必然沦为单纯的效率主义。这就像台湾学者汪明候在其《危机与重建》一书中指出的，效率主义“把公共行政简约成技术，与量化的方法化，而对于有关公共生活的根本价值、目的、伦理、甚至理论，均缺乏反省”。
　　此种情状，也正是我国休假制度正越来越呈现的一种倾向。以前的黄金周安排，径直以经济的概念取代了对公共价值的纪念。以至每次长假过后，黄金周盘点成为媒体必做的功课。去年底调整法定节假日制度后，又完全以休假福利取代了一些应有的价值理念。就五四而言，难道上世纪初那些青年们的奋斗，仅仅只是为了给一个世纪后的青年谋取半天休假的福利，而不是一种对于民主与科学的宣示吗？
　　保障公民的休假权，这没问题。但是纪念日毕竟不同于正常的每周休息日，它们有着必须的价值承载。与此同时，只有当纪念日仅仅具有“休假”的意义之时，它才必然因为休假权利分配的不公而受到争议，这恰恰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结果。
　　其实，有关五四放假的年纪之争，说到底是一个徒费口舌而毫无意义的命题。即使上限扩张到60 岁，它也不过是放半天假的事情。即使是满足所有自以为青年的人“半日闲”的放假需求，对于五四精神的价值执行与创造就实现了吗？而对于现在的青年来说，五四精神与休假权到底孰轻孰重？若五四精神之皮不在，五四放假之毛又将焉附？——这才是最大的尴尬所在，也是历史与现实对公共行政是否具有公共价值与公共品质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