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导演陆川先生在其博客中撰文谈到此事，披露了那位行为艺术家的一些行状，比如，“见过他凑在各种金发碧眼的国际品牌代表面前表演前卫和后现代”。自然，陆先生的所见也是个人印象，未必准确，不过可以作为我们自己来观察和判断的参考。

　　那位行为艺术家倡导抵制《功夫熊猫》的理由不在影片本身，因为他自己说过，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他的理由是发散的，缺乏逻辑关系，甚至几乎可以算作呓语。比如，因为电影的主角是熊猫，他就想到四川，想到汶川地震，想到别人到劫后余生的中国来捞钱，想到洋鬼子盗用中国的文化符号和特产。再如，因为是好莱坞的电影，他就想到莎朗·斯通，想到她此前对中国的言论。反对一样东西，七拐八拐扯到那么多冠冕堂皇的事情，不是想象力太过丰富，就是心底发虚。

　　那位行为艺术家的言论天马行空，无所顾忌，不过有一点他是牢牢抓住的，也就是表现“爱国”情操，其手法是先明确“敌我”之分，再把反对的东西归入“敌人”阵营，然后大加挞伐。他的高调乃至上纲上线，深得过去年代里批斗的精髓，也摸准了当下社会言论偏向的尺度，因而，既可大义凛然地公开喧哗，又敢大摇大摆地向权威部门陈情。再加上“文化”这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话题，“爱国主义”情操发挥的余地就更为广阔无比。喜欢在文化议题上表现“爱国主义”的人，对批评方向的正确性往往有坚定不移的确信，而对批评对象的良莠则常常是不分青红皂白，只是一味的拒斥。例如，如果富有异域风情的文化产品成功地打入了国内市场，他们会说“文化入侵”；而如果本国特色被外人用于文化产品，他们又会说文化的“歪曲”、“破坏”等等。这种以“敌我”模式来对待文化现象的做法，显然只是透露了一些人不健康的文化心态，与真正的文化创新与繁荣格格不入。

　　对于一部影视作品，有什么样的看法都很正常，只要出自真诚，人们不妨听之。但是，若有人以“爱国”的架势，以堂而皇之的理由，以“敌我”分立的话语，行私利之实，就十分令人厌恶。《功夫熊猫》是进口的，看与不看、好与不好应由人们选择和判断，真正该抵制的恰恰是盲目高喊“抵制”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