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书院内

　　去年9月，再一次到无锡的东林书院，仍然有一种受到洗礼的感觉。因为在中国文人的意识中，东林书院是一面旗帜，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圣殿。

　　一进书院大门，赫然刻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名联，这是当年书院的创立者所表明的志向和胸怀，也是与大学的理念、学者的终极关怀、文人的社会责任和独立人格息息相关的。在这方面，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大学精神应该是相通的和可以相互借鉴的。

　　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是理学创始者程颐、程颢的高足、著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的地方。杨时一生不求闻达，专注于理学的探究和传播，以弘道、传道为己任，在东南地区游历讲学达四十七年，是当时秉承洛学、创建闽学的扛鼎人物，被学界誉为“洛闽中枢”，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便是他的三传弟子。现在东林书院内的“道南祠”即是当年杨时授徒讲道的旧地，据说其师程颢当年看到高徒杨时在东林书院办学的盛况后，欣慰地感叹道“吾道南矣”，表明了旧时中国学者对思想和精神的高度关注（本文关于东林书院的文献参考主要采自朱文杰、时建方编著的《东林旧迹》）。

　　东林书院从初建至今已近九百多年，历经多个朝代和频繁社会动荡的磨难，在盛衰沉浮兴废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特点，其精神历久而弥坚。尤其在明朝经顾宪成、高攀龙等人的努力，使书院精神和中国文人的浩然之气得到充分的发扬，使东林的办学宗旨和规范得到进一步明确。虽在明末因议政、参政而招致党祸，但其“尊经立志、明辨是非、遵循道统、纵论古今、弃旧图新、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精神和文化却成为中国文化教育不朽的宝贵遗产。

　　东林书院的讲学内容虽以《四书》为基，却也兼及诸子百家，包括哲学、文学、史学和相关的实用社会知识与技能。在书院内设有孔庙（即燕居庙），是典型的“左庙右学”建制，可以说是古时孔庙和学堂合二为一的庙学传统的缩影。由此反映出古时的办学者和教育家，虽不信奉宗教，但却非常注重精神的归属，欲在儒学的根基之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定力是很强的。很明显，不如此不足以形成其独有的传统和文化。

　　东林书院的讲学是规范的和着眼高远的，其特点是打好经典基础、着意培养人才、强调立志做人、提倡博采众家、不执门户之见、讲求质疑辩难、敢于探索问鼎、注重社会研究、关注躬行实践、赞扬廉洁奉公、主张惠商恤民、热心国家大事、献身救时拯世。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求真务实、独立自主、知行合一、经世致用、见贤思齐、内圣外王、慎独兼善、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传统和感人精神。

　　为了保证东林书院创建者理想的实现，历代山长和主要经营者非常注重书院制度的建设。最初，他们参照朱熹制订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拟订了《东林会约》，日后又不断基于自己的认识和感悟加以修订和完善，并推出了《详定东林书院规条》。其管理制度的内容包括：必要礼仪、讲学要求、教学形式、学生数额、教师标准、学习纪律、学业品评、考课甄别、食宿规格、内部管理、奖惩规定、经费筹措、经营院田、房舍维修、外部联络，以及院志编纂和办学方向的把握与反省等，包容了办学所涉及的各主要方面。尤其在考课和升级等管理中，东林书院的规定是比较务实和灵活的，学优者可以跳级，教学双方都可获得经济奖励；而懈怠者则需受降级和罚款的处理，类似于今天部分高校采用的学分制。

　　作为书院的领导者——山长，既是最高的行政领导，又是学有专长的学术领袖，因此，继承宋代书院的传统，东林书院的山长主要是通过公议推荐产生的，大多在学术界和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声望，也有不俗的办学追求和理想，其最主要的标准就是德才兼备和众望所归。在书院中与之配合的还有“院董”、“监院”等专兼职管理者和具体的管理人员，人员是精干和实用的，管理工作围绕着书院既定的宗旨和方向开展，社会干扰很难影响书院的常规发展。

　　为了使学习者、研究者、教育者能够专心进修、放松交流，东林书院的环境也是很讲究的。院内的牌坊泮池、亭台楼阁、祠堂书房、塘鱼柳莺、翠竹幽径、碑廊题记、各色院落等既能反映出古代学宫的遗制遗风，又能尽情展示传统士大夫的闲情雅致和欣赏品味。身临其境可以感受到书院设计者和建设者追求的那种润物无声、随处获益、时空变换、多元感受、能与往圣先贤对话交流的用心和智慧。在如此幽静美妙的求学研读之所，能使人们的创造性和审美能力得到充分的释放。

　　所谓大学的传统，不只西方独有，中国也有自己非常丰富的传统和创造。对本土历史基础知识和基本文化有素养的人们，都会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2005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与世界经合组织（OECD）合作的高教论坛期间，中外学者在参观一所大学时与中国学生进行了交流。届时，欧洲的学者讲了他们欧洲大学的传统，我则讲的是中国大学，尤其是书院的传统。听讲的外国学者对此感兴趣，中国学生很兴奋。交流结束后有两个男学生甚至追着我述说他们听后自豪和自信的感受。这令我很受感动并受到触动，一方面我想，如果有一天能够按照中国传统书院的模式尝试作一个中国化的高等教育实验，一定会使全世界教育界感到新奇和大受启发的；另一方面，我看到中国年轻的一代是很有前途和希望的，在他们的头脑中没有僵化的教条和政治的偏见，只要认识到我们优秀遗产的价值和功用，他们将会轻装实践。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有识之士进行这方面有前景、有挑战性的尝试和探索。

　　前不久，我在读钱穆先生的《新亚学规》（参见《新亚遗铎》，三联书店2004年版）时，看到其中有对古代书院与今日大学差异比较的见解。他说：“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钱穆先生于20世纪在香港由创办新亚书院而至建立香港中文大学，是将中国传统的书院精神与文化融入现代大学建设的创新实践的典范。其实践经历证明，现代大学的源头可以是多元的，中国书院的传统是可以与现代大学有机衔接的。因为在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方面，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的共同点和异曲同工的民族特色。可见，在充分认识和利用本土高等教育的思想和制度资源进行探索等方面，我们并不是没有基础和先见之明，也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和相关的经验。

　　近几年，国内的少数大学在探求改革创新之路时已经开始注重中国本土的、本民族的高等教育传统，甚至提出书院的精神、风气、管理、教学研究形式等值得借鉴和学习。我觉得这是一种在探索中产生的自觉，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者走向成熟的表现。看到国内一些大学盲目地效法国外高校的做法，一味地用国外高校的标准来制约自己的创新潜力，甚至从形式到内容、从外观到内心，不惜成本亦步亦趋地追随，实在令人痛心。

　　世界发展到今天，高等教育的多元化趋势已经日益明显，我们在学习和效法国外高校的办学经验的同时，丧失本元———我们自己的文化教育传统——是最可悲的。哈佛之所以成为世界大学的楷模，就是因为其在学习欧洲的传统之后，并没有忘记他们自己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否则，哈佛充其量也就是美国的牛津或剑桥，不可能在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独领风骚。如果不珍惜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传统及其相关的思想文化资源，则刚有一百年历史的中国高等教育就不可能在一二百年内赶上具有九百年历史的欧洲高等教育，也难以赶上具有三百六十年历史的哈佛大学，只有在现实发展中有意识地接续自己的历史和文明，才会有站在巨人肩膀上发展的自信和魄力。在这方面，真诚地希望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者和经营者深思。如果我们还一味地割断我们自己的历史根基，一味地想着只有外国的月亮圆，一味地按照国外的标准“削足适履”，则不仅永远赶不上国外大学的发展势头，永远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更可悲的是迷失了自我。（作者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