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大量缺席老师锁门”、“闻讯赶来的一男生猛踹大门”、“老师冲出教室大骂”、“课堂上女学生拂袖而去”、“杨帆与女学生发生肢体冲突”，新年伊始发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门”事件，迅速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关于师生关系，关于师道尊严。

冲突发生以后，与杨帆同校的教师萧瀚第一时间内连发数文，直指“师”文扫地，陈述与杨帆教授不同的教育理念。他认为逃课是大学自由的象征；上课可以吃东西，但不能破坏环境；可以睡觉，但不能影响别人等等此言一出，一些人以为这是一个极不负责的教授，以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学秩序荡然无存，更有甚者以为萧瀚是一个败类，应当从中国政法大学清理出去。此事直接导致萧瀚向政法大学提出辞呈，从而使事件越发升级为一个公共事件。

对于萧瀚和杨帆，本人皆有过一面或数面之交，感觉他们两人都是“愤怒出诗人”的愤怒之人。所不同者，萧瀚更多的是对事的愤怒，杨帆更多的则是对人的愤怒。对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笔者也算有过接触，当年我刚来北京不久，就接到他们学生会的电话，希望我去给他们做一个小讲座。由于我初到北京，不知法大在哪里，结果他们学生会的两个同学亲自出马，打车从遥远的昌平到南城接我，费用全部都由学生们自己掏。讲座完后，学生们甚至想要给我讲座费，被我拒绝。从此事可见法大学生们的求知欲望和交流欲望有多么强烈。如果从“杨帆门”事件中试图得出法大学生不思进取的结论，那真是对他们的极大污辱。事实上，从此事后人们从网络上贴出的法大学生早早排队占座等情况看，他们的确是对自己、对社会负责任的勤学上进青年。

据我所知， 杨帆先生的课，喜欢的学生喜欢得不得了，当然不喜欢的也很不喜欢。但自古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对于“杨帆门”事件，我们必须回到最初的状态来思考和判断是非。

一是教师有没有权力由着自己的情绪给学生定成绩？老师看到最后一课缺席的人太多，就悍然宣布缺席者这门功课不及格，是否太草率了？是否太过惟我独尊、任何人不得冒犯的“王者风范”？《中国政法大学本科课程考核及成绩管理规范（校字[2003]56 号）》第八条明确写道：“学生无故缺课累计超过该门课程（包括实验课）教学时数三分之一者，不得参加该课程的正常考核。”换句话说，除非某学生一学期旷课超过三分之一，否则任课教师无权宣布其不及格。

网络上同学们贴出的《中国政法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则明文规定：不按评分标准阅，或误判、错判者，均属教师的教学事故。致使25% 以上的学生成绩出现差错者，属一级事故；致使15%的学生成绩出现差错者，属二级事故。

如果说杨帆教授宣布逃课学生不及格是一时的激愤之辞，倒也情有可原，问题是他在事后第二天写给院领导的信中，再次白纸黑字写道：“缺席者被我认定为考勤与考试作弊，不能及格。”这岂非目无校规。这样的教学秩序，如何培养学生“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又如何培养法律精神法治观念和对法的坚定信念？

二是教师有没有权力把学生当成自己宣泄情绪的垃圾桶？老师骂人在先，学生骂人在后。教师宣布不及格并锁门在先，学生踢门在后，教授当着在场的几十个学生，抛出一连串污辱性的词语并辱骂一个当时在场的女学生，显然既失风度，亦失法度。别说是大学生，就是面对中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也应该当做人格平等的对象。把学生当做私自泄愤的对象，当做随予宰割的沉默羔羊，这不是一个教师拥有的权力。诚如网友所言：听众没义务陪一个情绪激动的人空耗。亦如鲁迅先生所言：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

三是即使你是学高为师的师长，也不应该把学生当成自己思想和观念的跑马场，而是基于自由、平等地交流，教学相长、师生共进。而不是视学生为低你一等的人。

至于动员学生购买自己的光碟和书籍，并与考评相挂钩，虽似乎无涉法度，但从道德上又如何赢得学生和世人的尊重？我们谈师道尊严，首先应该有师道，然后才会有尊严。这里的尊严，既属于老师，也属于学生，更属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