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秋天，黎明前夜——

     身受监视，北上参加理论讨论会

    “文革”后期，我对整个“文革”的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怀疑，觉得那一套“上层建筑决定论”、“精神万能论”、“个人崇拜论”等等完全与我们学了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相反，不是马克思主义，也违反起码的常识。我相信中国不会从此沉沦，中国的局面会有所改变。但那时我不敢吭声，只是“腹诽”而已。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我兴奋了一阵，但很快就被打进闷葫芦了。一则我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二则过了不到4个月（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就发表了社论，宣布了“两个凡是”，等于说“文革”的一套还是要继续坚持。我心情非常苦闷，不得不进一步思考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1977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给我发来了请柬，要我去北京参加纪念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发表40周年的理论讨论会。我整整11年没有跟外界发生联系，收到这样的请柬自然非常惊喜。可是当时武大还是军宣队领导，不同意我去。经过抗争，学校勉强同意了，但特地派一位“可靠”的教师跟我“一道”去，这“意义”不说自明。

    9月20日我到了阔别多年的首都，下午2时到《红旗》杂志隔壁的会场参加大会。哲学界的许多知名人士都到会了，与会同志共300多人。

    我进会场时，许多同志鼓掌欢迎，有的同志噙着热泪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受苦了”，“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那种劫后重逢的感人场面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

    在会议期间，我与邢贲思、赵凤歧、陈筠泉等同志交流了思想，看法完全一致。那时邓小平同志刚刚恢复党内外一切职务，我们还不知道5月份他就在一次谈话中批评了“两个凡是”。但我们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是有认识的。我们谈到，给全民族造成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怎么竟然会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里持续十年之久？这样畸形的历史会不会重演？怎样才能防止重演？

    我们认为，造成“文革”的原因虽然不止一端，但“文革”的一套“理论”是把人们引入迷途的符咒。不从根本上驳倒这套“理论”，就谈不上防止“文革”的重演或变相重演。而这套“理论”的哲学支柱就是两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一个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领袖的“最高指示”；二是在真理面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没有平等。只要认可了这两个观点，“文革”的全部“理论”都可以顺理成章地炮制出来，甚至要炮制更荒谬的“理论”也毫无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下功夫驳倒这两个哲学观点，摧毁“文革”的理论基础，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当时的政治压力还非常大，还找不到突破这一禁区的方法。

    1978年炎夏，正面交锋——

    真理标准讨论会，惊心动魄的7天7夜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了。

    我当时并不了解这篇文章的写作由来和背景，但我意识到这是在向“两个凡是”开炮了。我感到一场斗争已经拉开序幕，再也捂不住了。

    过了一个多月，1978年7月4日，我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发给我的请柬，说7月17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这是当时为了避免受阻而用的一个比较含糊的名称，实际上就是真理标准讨论会），请我出席并准备论文，论文先打印200份。在请柬后附了几句话，说在武大只点名邀请了我一个人，另外给哲学系一个名额。武大党委迟迟不表态，后来同意了，但提出论文要经党委审查。

    10日社科院又特地发来电报：“请准备专题发言。哲学问题讨论会秘书组”。这封电报是发给党委转我的。14日，我去了北京，同去的还有武大哲学系的朱传?老师。

    7月16日，我到了开会的地点：北京左家庄朝阳区委党校。会场的条件是相当差的，每间房里住十几个人，大热天洗澡都不方便。到会的同志表情都有点神秘，说话也非常谨慎。有位湖南的代表悄悄对我说，他来的时候省领导对他打了招呼，说中央对这个会的态度不明确，叫他不要发言，听听就是了。

    当天晚上哲学所的邢贲思同志找我去开了领导小组的会，参加的有哲学所的汝信、赵凤歧、陈筠泉、陈中立等同志，还有《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最初作者、南京大学的胡福明同志，这个小会把这次讨论会的主题点明了，分了6个组，胡福明同志和我在一个组，他是组长，我是副组长。

    第二天（17日）先开全体大会，孙耕夫同志主持，社科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下午分组讨论，空气就有点紧张了。有几位代表发言之后，忽然有位代表站起来很气愤地说：“这是个什么会？想干什么？是举旗还是砍旗？我不参加了！”说完就扬长而去。但讨论还是继续进行，并没有受影响。

    以后几天都是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交叉进行。这当中忽然传闻党中央不支持这个会，一位主要领导同志还发了脾气。但会议领导小组没有受影响，继续坚持开会。

    22日上午《人民日报》的汪子嵩同志和《光明日报》的马沛文同志发言，讲得很尖锐。

    23日下午我作了大会发言，题目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讲了一个多小时，陈述了三个问题：（1）在实践标准之外另立真理标准是理论上的倒退。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空前大破坏的理论基础就是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以“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取代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2）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正确的理论也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它的正确性。（3）回答几个诘难。

    23日闭幕式，周扬、冯定、温济泽几位老同志发言后就散会了。我的大会发言受到了多数同志的肯定，反响比较强烈。同年《哲学研究》第10期发表了。但是由于多种考虑，发表时把前两部分删去了。

    我参加这次讨论会后感受到的精神解放的喜悦是很难以言语形容的，仿佛从阴暗狭窄的囚笼里一下跨到了晴明宽阔的原野。我当时写了一首《西江月》的词来抒发这种感情：

    山外骄阳暗下，林间好月初悬。微风过处听鸣蝉，一派清光如鉴。

    回首人间颠倒，消磨多少华年。凭他沧海起狂澜，我自冰心一片。

    1978年深冬，东方乍白——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乾坤定矣

    我从北京回来后，日子并不好过。当时的学校领导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态度还是暧昧的，实际上是抵制。对我虽然客气一点，还是把我当作异类。根本不提要我传达这次讨论会的事。1978年提副教授也仍然没有我的份。

    但当时的省委书记陈丕显同志是支持这次讨论的。湖北省、武汉市有好几个单位请我去作报告，我讲了好几场。

    后来陈丕显书记请邢贲思、汪子嵩、马沛文三位同志到湖北来作报告，情况稍好。邓小平同志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明确地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看，越看越重要”，并指出这场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紧接着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这才在政治上“乾坤定矣”，我们这些人再也不怕扣“砍旗”的帽子了。三中全会公报发表的当晚，我又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的词来表达我的心情：

    一夜欢声动，袅袅上青天。嫦娥梦里惊问：“底事闹纷喧？”我笑嫦娥贪睡，一觉醒来迟了，错过好机缘。月里方一宿，世上已千年。

    卿云烂，浓?散，净尘寰。东方乍白，朝霞冉冉出天边。想见桃娇柳宠，一扫园林萧索，人面比花妍。翘首长空外，好信借风传。

    ■人物名片

　  陶德麟，1931年10月出生，武汉人，著名哲学家。1992年至1997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1949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1953年毕业后留校任李达的科研助手13年，同时在武大哲学系任教。1961年李达受毛泽东委托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指定陶德麟为主要执笔人。“文化大革命”中受“李达三家村”冤案株连，陶德麟在农村做体力劳动8年,数次几乎丧命。1974年李达平反之后，陶德麟因病调回武大。

    1978年夏天，陶德麟应邀赴京参加真理标准讨论并作大会发言，此后发表多篇论文，系统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驳“两个凡是”，在全国影响很大，其中的一篇论文,直到1995年还获得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作者前言

    今年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楚天都市报》的同志要我谈谈在三十年前我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做的工作，我感到有些为难。我只是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同理论界的一批同志一起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不过，现在比较年轻的同志对当时那场具有深远意义的讨论没有亲身经历，对今天大好局面的来之不易可能感受不深，知道一些情况还是必要的。我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同意从我个人的角度回忆一些往事。

    ■记者手记

    ●1977年9月，陶德麟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赴京参加纪念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发表40周年的理论讨论会。这次会上，陶德麟等人认为，必须从根本上驳倒文革“理论”的两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一个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领袖的“最高指示”；二是在真理面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没有平等。

    ●1978年7月17日至23日，在北京左家庄朝阳区委党校,陶德麟参加真理标准讨论会，并担任副组长。这7天7夜的交锋,惊心动魄！他的发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片冰心，是那个时代穿越丛林的响箭！

图为：当年资料的复印件

    “三封信”争取公开发表 坐飞机赴京写配合文章

    在参加真理标准讨论的期间，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发表毛主席给李达同志三封信的事。

    这三封信是毛主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李达同志撰写《<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胡适思想批判》的时候写给李达同志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工作组从李达同志家里抄去，1967年有几位为李达翻案的干部和学生把这三封信送给中央办公厅了。1974年李达同志平反后中央办公厅把这三封信的复印件转给了李达同志的夫人石曼华同志，她又复印了一份给我。

    毛主席在1950年3月27日的信里提到：“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在1952年9月17日的信里提到：“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这说明毛主席认为自己的论断也会有“不妥”和需要“修改”之处，绝无所谓“句句是真理”。

    这些信如能公开发表，对“两个凡是”将是一个多么有力的驳斥！于是我在真理标准讨论会结束的第二天就把这三封信送给了《人民日报》的汪子嵩同志和《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张岱同志。他们非常重视，说一定要想办法发表出来。

    但这件事谈何容易！毛主席的信不经过党中央批准是不可能发表的。但如果报上去，不能不经过汪东兴和华国锋，他们肯定不会批准，弄不好还会说你别有用心。于是这事拖了一个多月。

    后来经过中国社科院党组精心研究，在10月12日以中国社科院和《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名义写了报告给院党组转呈华主席、党中央，说明这三封信是今年7月由武汉大学教师、李达同志生前的助手陶德麟同志送来的，这三封信充分表明了毛主席对哲学的高度重视，体现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作风，公开发表这三封信对当前揭批林彪“四人帮”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建议在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时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并加编者按语或另写专文一起刊出。社科院党组也在17日给华主席和党中央写了同样内容的报告。

    这两份报告首先不是送给汪东兴，而是送给乌兰夫同志。乌兰夫同志在11月10日批示：“拟同意。请汪副主席批示。”

    这“拟同意”三个字多么重要啊！汪东兴同志在11月12日批示：“请华主席、叶、邓、李副主席阅批。”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几位副主席接着也都画了圈。这事就算顺利地办成了。

    18日社科院哲学所的陈筠泉同志非常高兴地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坐飞机去北京，商量配合发表三封信写文章的问题。

    我赶到北京，同社科院和人民日报的同志见面商谈，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时，有“凡是”倾向的某刊物得知党中央的批示，也想抢在《哲学研究》之前发表，社科院和人民日报的同志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在《人民日报》头版发了一条消息，说经党中央批准，毛主席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将在《哲学研究》12期发表。

    12月25日，《哲学研究》12期发表了这三封信，同时发表了编辑部的文章和我的文章（署名石曼华、陶德麟、李其驹、萧?父）。全国各大报刊都发表了这“三封信”，还配有文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思想解放没有终点 实事求是没有尽头

    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改革开放成了定局，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开辟了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民族之幸。但拨乱反正的工作还得在一个一个问题上落实，道路还很艰难。

    1979年，我针对当时的情况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讲不能把“百家争鸣”归结为“两家”争鸣；另一篇是讲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这两篇文章都是在杨西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马沛文同志的具体组织下写成的。两文引起了强烈反响。有的同志来信表示热烈支持，也有人打电话到编辑部骂人。事情并不平静。

    此外，理论界还有不少同志，他们是反对“两个凡是”，主张解放思想的，但他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在学理上还有保留。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个：一是认为“唯一”的说法太绝对化，因为逻辑证明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二是认为实践只是检验真理的方法或手段，检验真理的标准应该是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实践。

    我感到这两个问题如果不彻底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就还是没有真正从学理上站住脚。这个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理根据，事关大局，决不能有丝毫含混，否则还会留下后患。至于为什么逻辑证明和认识对象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并没有作过论证，靠引经据典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需要独立的艰苦研究。我想我就在这两个问题上再作点努力吧。

    我认真地研究了这两个问题。1979年我写成了《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首先在成都的一个研讨会上发表（我因母亲生病没有到会，是请其他同志宣读的）。后来我自己觉得论证还不够严密，又反复做了修改，直到1981年才在《哲学研究》第一期发表。学术界对这篇文章反映很好。1982年《中国哲学年鉴》作了专门介绍，指出：“逻辑证明为什么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真理标准讨论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尽管有不少人就此发表了意见，但是论证充分、说服力强的文章却不多。而这篇文章恰恰在这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14年之后，这篇文章在1995年获得了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81年，我还在《江汉论坛》第五期发表了《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一文，以对话体的形式对认识对象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道理做了细致的分析，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同年，我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做了《实践怎样检验认识》的学术报告。1982年又在中山大学做了《真理阶级性讨论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的报告。

    那几年里我在北京、上海、河南、四川、内蒙、广东、大连、山东等地做了二十多场报告，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真理这个中心进行的，都是为了强化真理标准讨论的成果，给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哲学基础做添砖加瓦的工作。

    我认为，哲学虽然是抽象程度最高的学问，但哲学家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不能不关注祖国和人民的福祉。这是我作为一个高校教师和哲学工作者的天职。

    这30年来，我做过武汉大学的校长，现在也还担任着许多全国性的学术职务，但我始终认为自己的主要社会身份还是教师和哲学工作者。我一直在履行我的天职，自问还没有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现在我不是老之将至，而是老之已至了，但我深感还必须努力学习，跟上时代的步伐。实践证明，我们党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党的十七大对30年走过的道路做了科学的回顾与前瞻，这些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说的只有一点：思想解放没有终点，实事求是没有尽头，解决矛盾才能构建和谐，总结过去旨在开创未来。我们祖国的未来是美好的！

    ■核心提示

    ●陶德麟提交了毛主席写给李达的三封信，如能公开发表，对“两个凡是”将是一个有力的驳斥，但这件事谈何容易！

    ●中国社科院党组多方努力，中央高层终于同意“三封信”公开发表。陶德麟立即飞赴北京写配合文章。全国各大报刊都发表了这“三封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陶德麟认为，关注祖国和人民的福祉，这是一个高校教师和哲学工作者的的天职。“思想解放没有终点，实事求是没有尽头”，30年来，他始终走在这条路上。

    ■记者手记

    提起30年前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大讨论，许多人会想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这篇文章的最初作者——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

    人们有所不知，当年，武汉大学有一位学者也挺身而出，在这场大讨论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名字叫陶德麟，也是一位哲学教师，当年47岁。

    30年过去了，岁月的沧桑似乎并未在陶教授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

    1月5日上午10点，约好的时间，我们来到绿荫掩映的珞珈山资深楼，与陶德麟教授见面。一头银发，神闲气定，陶教授身体很好，完全看不出是一位77岁的老人。“这3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一切变化都离不开思想解放。没有那场思想解放，如今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是不可能的。那段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当记者说明来意时，陶教授欣然应允，首次将他个人的那段经历写了出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出了当时老百姓的心里话。这句话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陶德麟说，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仍然应该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南。

    言谈举止中，我们感受到一种智慧的力量，更感受到一位知识分子对民族前途的沉甸甸的责任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