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家都觉得是轻而易举的一句话，但是不知道这句话有千斤重。当时把知识分子当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自己人，这是极其重要的，这在当时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者：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是邓小平同志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您参加和见证了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召开的整个过程，请问这次大会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吴明瑜：邓小平说过，拨乱反正是从1975年开始的，所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是从1975年编起，就是从军队要整顿开始。从《邓小平文选》来看，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到科学大会，再到1978年底三中全会这段时间，小平同志是围绕着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思考的。

    第一个问题，中国的道路到底如何走，走向何方。过去一直在说，我们在搞社会主义，但28年过去了，很多人的温饱还不能解决，生活质量很差，所以邓小平认为，我们搞的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后来他说得更明确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怎么建设呢？

    从这个问题出发，自然引出第二个问题：既然要改变过去的路线，就要有勇气对过去的错误做正确的分析。毛泽东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国家建设制定的路线到底对不对？为什么“文革”结束时，经济几乎濒临崩溃？所以，要对毛泽东有个全面、完整的分析。邓小平不同意“两个凡是”的提法。

    第三个问题，作为国家新一代领导人，要改变原来的路子，应当从何处入手？突破口在哪里？邓小平讲要从科学技术着手。所以他多次谈话，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7年5月，小平同志复出，5月12日他就约了方毅和李昌谈话；5月24日，他和王震、邓力群、于光远谈话。两次谈话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强调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发展科技必须抓教育，一定要在党内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小平同志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他觉得，中国要走现代化建设之路，要改革，就必须寻找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科学技术。

当时，小平同志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人丁肇中教授谈话时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工业、农业都受到损失，但是损失最严重的是科学和教育，科学和教育损失了、耽误了十一二年。那时候宣传“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些口号甚嚣尘上，损失惨重。要搞建设，没有人才、没有科学知识怎么搞，所以小平同志当时是心急如焚啊！

“文化大革命”对科学事业的破坏极其严重

    记者：当时中国科学院的情况如何？

    吴明瑜：科学领域成为改革的突破口，是有其前因的。早在1975年小平同志抓整顿时，就非常明确要建设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75年，胡耀邦来中国科学院搞整顿。他是7月18日受命，7月22日来到科学院，11月19日在“批邓打招呼会”上被停止工作，前后只有120天。但是就在这120天里，胡耀邦在中科院雷厉风行地进行拨乱反正，给科技界留下了极其深刻和久远的印象。

    胡耀邦在科学院深得人心，一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更主要地是因为历史潮流。历史的潮流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大革命”，流不完的泪，站不完的队，家家有怨气，造反派批别人，自己也被别人批，今天你批他，明天他批你。千千万万的家庭，上到国家主席，下到普通农民，从今人到古人，都是翻过来倒过去地折腾。老百姓都厌烦了，都希望安定，希望重新回到正常的工作学习岗位上去。

十年动乱的风风雨雨，国家的前途渺茫，个人的前途渺茫，科学的前途渺茫。“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科学院实在是惨不忍睹！当时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地区有一百八十多位高级科研人员，80%的人受到各种批判，而且是非常严厉的批判、打击、迫害。被迫害致死的著名科学家有十几人。像赵九章，中国第一个提出搞人造卫星的科学家，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又如叶渚沛，冶金学家，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誉，都被迫害死了。这还是在北京，外地科研院所的人员受迫害更严重，比如在长春的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几乎80%的人都被打成“特务”，逼死了十几条人命（邓小平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生气，在复出后立即要求吉林省委处理该所当时的军管会主任）。中科院“文革”前有一百多个研究所，到“文革”后期只剩下22个所。“文化大革命”十年对科学事业的破坏极其严重。

胡耀邦的120天

    记者：胡耀邦采取了什么措施？

    吴明瑜：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耀邦在科学院搞整顿时说，我们一定要把科学搞上去，政治和政治工作是不一样的，政治是挂帅的，政治工作是为中心工作服务的，政治工作如果不能推动科学的发展，就是失败的。如果破坏了科学工作的发展，那就是反动的政治工作。当时能把话讲到这样的程度，人们觉得真正是至理名言。他在120天中主持制定了科学院《汇报提纲》，提出了一系列将科学工作引入正轨的措施。

    1975年10月25日，科学院召开了“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大会。耀邦在会上深情地说，搞四个现代化，科学是中间的一个。三大革命运动，科学有三分之一，科学极其重要，四个现代化没有科学现代化，就不会有其他的三化。所以，我们要做这么一个奋斗。他说，他们在延安的时候，就点个小油灯，在灯下看书学习，现在是什么条件，虽然还是很困难，但还是有电灯啊，要抓紧时间。最后这25年的时间，就是赌咒、发誓，也要把中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他建议到2000年，再到这里开个大会，来庆祝我们这个长征胜利——“新长征”的胜利。他的讲话非常感人。他说，“我今年是60岁，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年轻人上来讲话了，不是我们这些人上来讲话了，如果我能挣挣扎扎活到那个时候，我就让我的小孙子用手推车把我推到台前边坐着，我抽支烟，看你们在台上讲演，庆祝这个长征的胜利，我也分享这个快乐。”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台下成千的人都在流眼泪，唏嘘之声不断。

    1975年底，“四人帮”精心策划北京科技界的批邓大会，作为他们批“三株大毒草”（《论总纲》、《工业二十一条》、《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的第一个战役。首先从批科学院《汇报提纲》开始，因为他们认为这是邓小平“复辟”的先锋，胡耀邦是主要批判对象。批判大会是在首都体育馆开的，“四人帮”为了壮声势，搞了万人大会。胡耀邦当时因病住院，由李昌到会接受批判。当主持人宣布揭批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大会开始后，不知台下谁给递了个条子，说大家都不认识这次会议的批判对象胡耀邦、李昌。会议主持人也没多想，就说，“李昌你站起来，下去走一圈，让大家看一看”。本来是要揪出来示众的，但李昌一站起来，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李昌绕场一圈，一路走下去，走到哪里，哪里就热烈鼓掌！

    当时场内安排了一百多位记者和摄影录像的人员，新闻制片厂等单位都来了人，这都是姚文元布置好的。预定《人民日报》第二天的头版留半个版面，报道这次会议，结果一开始就碰到了这么“煞风景”的事。批判会开始后，会场上的人就往外跑，万人会场，最后稀稀拉拉。拍电视的走到哪里，大家都用手来挡，所以电视片也拍不下来。造反派的头头着急了，看人都往场外跑，就叫人把首都体育馆的大门紧紧锁住，结果锁住也没用，人们跑到休息室不进会场。“批判会”开得一塌糊涂，这是“文革”以来前所未有的。人心所向，那时已看得很清楚了。

    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的120天，为粉碎“四人帮”之后振兴科学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这也可以说是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奏。